我与音乐
我喜欢声音，声音无处不在。并且一贯认为音乐范畴应该包括任何声音，虽然有的声音其实是单调、机械的，但如果在合适的背景下，它便能适时地赋予自己新的生命。例如闹钟的滴答声，夜深人静的时候熄了灯去聆听，它就像拥有无穷丰富的内涵，不停地在和你对话，语调的节奏异常有力，声音被黑夜无限放大，甚至发聋振聩。于是你就会自然地联想到命运。而假若此时恰好你心绪不佳，它便会随着心情变得紧张、烦躁，这就是我所说的声音的另一种新生命。所以音乐，也可以说成是声音，只要我们细心去观察它，其妙无穷。
我相信天赋一说。音乐这东西，能经过后天的刻苦“学会”，只是“会”到什么程度而已。这个观点多数人是不会赞同的，在他们眼里，世上无难事，铁杵尚能磨成针，已是自古以来千篇一律的说辞，且像根深蒂固的“类”真理，疑似的。殊不知克服“难事”的目的和程度在于哪里。我认为真正的“学会”并不简单，因为它的内涵是应该赋予其生命力和精神。比如音乐，你经过勤奋、刻苦能奏出一支曲子，也许你再勤奋、再刻苦些，能将曲子的某些乐器“抄”得非常准确，但那毕竟还属于“抄”的行列，骨子里的还是人家的。不过在世人的眼光里，倘若你已经能做到这一步，便已是“学会”了；更多的人是知道你能弹出某个乐曲就认为你已经“学会”，而不会在意你除了这些乐曲以外，是否还能将其他曲子演奏出来。
音乐与其它艺术形式相通之处是它们都有灵性，都没有固定的模式和绝对的对错。它们永远不可能满分，但同样也永远不可能是零分。再五音不全的人的哼唱也是一种特殊的音乐传递，每个人的说话方式和语气都是一种音乐元素。哑巴在着急的时候还“啊”得特别紧凑，哪怕是连声音都发不出来的哑巴，也能用肢体语言来表达无声的意思。
我就是早早地观察这些细节的人之一。
从个人生活得失的角度来说，我是个有得有失的典型。自幼的家庭纷争让我过早地得到思考的机会，虽不能算是少年老成，但在这种影响对我造成的沉默寡言里，我从未停止过独立思考的步伐。沉闷的气氛造就了我的沉闷的性格，事物的好与坏在我的概念里渐渐地模糊，进尔变成没有差别，似乎是应了“存在即真理”的理。而这种性格造就出来的音乐理念也与一般人是不同的。
我自认为自己有些音乐天赋。自幼儿园起始，我就一直都被大大小小的会演青睐，当然也成了老师们的骄傲。音乐课对我来说其实是浪费时间，简谱一学即会，每学期都是刚开学就已经会唱音乐课本里的歌了，我可以看得出同学们羡慕的眼神。早在小学三年级，我就能看着父亲的越剧歌谱学会了许多片段，因而同学们给我起了个绰号叫“小生”。“小生”是我们的方言，即戏剧的“生”角。刚开始我对这个绰号还算比较满意，过了不久，班里另外一名唱歌稍好的女学生被同学们起了个“小姐”的绰号，方言中的“小姐”是戏剧里的“旦”角，而戏剧往往在结局里是“生”与“姐”终成眷属的，因此常常将我俩拉到一起开玩笑。到了被激怒的时候，我俩就一起反抗，在屡战屡败之后，便任由他们说去了，我俩倒真成了好朋友。多年过去了，早已不知她在何处，我想她也一定对那段经历念念不忘吧。
不仅简谱会读，小学时候我就已经能记谱。记得我常与同桌玩一个游戏，是在一张白纸上写下满满一张纸的一长串数字，我说能将它们一字不差地默写下来。同桌与其他人怎么也不会相信我会有这么好的记忆力的。我写的那些数字其实就是简谱，刚开始的时候，这串数字里没有“8、9、0”，因为简谱只有七个数字；后来将高音的“1、2”写成“8、9”，休止符写作一个“0”，同学们便更猜不透我的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了。第一次戳穿谜底的是我的班主任老师，他看了以后，淡淡一笑，便在另外一张纸上给默写了一遍，数字虽然有个别出入，但完全可以想象同学们惊讶的神情了。
所以，我对音乐的兴趣便越来越高涨。父亲有把口琴，一次被我拿来玩耍，慢慢地摸出了其中的音阶，不用多久便学会吹奏了。这是我所学的第一个乐器。有一段时间，我常把口琴放在书包里。每天一心等着下课，就可以给同学们吹些曲子。想来也是很幼稚的曲子，却也有一大群同学围在边上听，在八十年代初的乡下，不常听得到音乐，有时还能吹支曲子换几个橡皮圈或香烟壳，这些是我们的“玩具”，宝贵得很。加上原本就与小朋友们玩的时候赢多输少，于是我便很有“资本”，有时甚至能卖给同学们，再去买根冰棒解解馋呢。
我的两个堂姑姑与我们家一个院落，那个时候她们尚未出嫁，一天到晚在家里用缝纫机做衣服，也不时地能听到她们唱歌。《垄上行》《外婆的彭湖湾》《知音》《少林寺插曲》一直到《妈妈的吻》等一些当时的流行歌曲是从我两个姑姑那里学来的。很明显，这些歌曲要比课本里的好听多了。那两个姑姑唱得并不好，有唱错的地方，原因是我在她们家的一本杂志上看到了《知音》曲谱，这是我看到的第一个流行乐谱。颇是费了些时间研究，因为这种谱比课本上的要难得多，反正当时用口琴吹不出来，练了好一阵子才吹完整。
穿喇叭裤的年代里，我的堂哥哥也不例外。当兵回来的时候，理了个鸡冠头，带了一把吉他，神气活现的。这可不得了，我天天央求他给我弹上几段。记得一次，他说学了个新曲子，弹给我听，看我能不能听得出是什么曲子。结果断断续续弹完了之后，我是一点儿也摸不着头脑。他说是新闻联播之后的天气预报的曲子，那时，我家没有电视，隔壁家有一台，常常有许多人围着观看，对天气预报的曲子我也听过几遍，有些印象。我又让他弹了几遍，说不像。他说我不懂，第二天我就把曲子写成谱给哥哥，他就没话说了。现在回想起来，他当时基本不懂和弦，也许是那时资料少的缘故，没有好好地练习，而我听到过生活当中唱歌不错的人里面，他是第一个，因此我认为他要是有资料的话，他也许会弹得更好些。
父亲还会拉二胡。但我总听着二胡的声音不对，与唱戏的时候戏班子所奏的相去甚远。这个感觉一直到我长大后还是一样。我也玩过二胡，但声音更加不对。父亲说“千日胡琴百日箫”，二胡很难，加上我本不敢与父亲多说话，二胡的事便一直搁浅下来，至今也不会。父亲的笛子倒是吹得不错，与乡下理发店里的一群人常常一起吹吹奏奏，引得路人们围观聚听，我也是常客之一。
到了初中后，这些事渐渐地淡了。原本就对音乐没有抱负，读书是首要的，看得出我很乖。事情的转机在于初三，学校里来了个年轻的音乐老师，是我认为的第一个懂音乐的人。音乐教室就在我们教室的隔壁，我常常可以听到他在弹风琴，抑或拉手风琴，技法很娴熟。戴着一副眼镜的老师本来就很帅气，音乐更显得他儒雅俊逸了。我便常常会在课堂上听着他弹的不知名的曲子而走神。我根本无法记录他所弹奏的那些曲子，半音阶用得很多，后来才知道那是钢琴曲，学校没有钢琴，他只能用风琴代替凑和着练。
在一次学校组织的文艺演出中，我用口琴吹了首《昨夜星辰》，把外班一个同样用口琴吹奏这首歌（我奇怪学校是怎样安排节目的）的人比了下去之后，这个年轻的音乐老师把我叫到他的房间里，与我聊起了音乐。当他得知我不懂五线谱，便把一大摞资料交给我，让我去学，并且殷切地鼓励我不论在哪里都不要把音乐荒废掉，但是很遗憾的是我并没有把他的话当一回事，我只想读书考上好的中学逃离这个让我觉得自卑的地方。事实上，我的成绩就是在初三那一年之间提高上去的，不知音乐老师是否失望。要知道，后来我在城里念书，在回家在路上遇见他的时候，他总是会关切地问我一些关于音乐的事，还再次送给了我许多音乐资料呢。
总体来说，初中的整个过程与音乐并没有多少联系。
出乎诸位老师的意料，我顺利地考上了初中专。那一年是九零年，就在许多乡下父母为孩子花高价买城市户口的时候，我选择了考取初中专的方式跳出了“农门”。尽管离重点高中只有一分之差，尽管我的本意是希望去高中读书，可在亲朋们的劝说下，我还是入了中专，学习建筑专业。但对我而言，这一人生抉择的重大意义在于：自此，我可以独自生活了，我可以自由支配自己的时间了，我可以听不见父母恶语相击、也看不见父母拳脚相向了，我甚至认为可以远离自卑从此做一个意念里的轻狂少年！我“解放”了！空气似乎也跟着我一起癫狂，那些饱满的新鲜元素在我的梦想里灼灼其华！尽管我不知道，自此，我将踏上一条什么样的不归路，但涌动的青春激情告诉我：可以了！去做你想做的事！
我所在的中专是四年制。前两年我买了多本歌书，对着简谱学歌，邓丽君、张国荣、谭咏麟、王杰、潘美辰、童安格、姜育恒、齐秦、罗大佑、伍思凯、赵传等港台明星所唱的优美的歌一下子占据了我的全部业余时间，原来有这么多好听的歌，我乐不思蜀地从中汲取从未接触过的音乐元素。要知道，我们都是穷学生，买不起磁带，所以我不会错过任何可以听音乐的机会，班里随身听的出现就是个很好的机会，而随身听总是在我和其他几个喜欢音乐的同学手中。野民（绰号，一直叫到现在，余同）的哥哥是船员，常要跑日本，给野民带回一个SONY随身听，还有降噪功能，那个音质简直是天籁，长那么大了我还是第一次听到“高保真”的声音，兴奋地堕进随身听里不能自拔。记得一年学校文艺汇演，我为了唱一首刘德华的《我和我追逐的梦》，特意省吃俭用买了一盒伴奏带，还是多个同学一起省吃俭用买来的，我便整天抱着SONY练歌，那歌声，响彻并不大的学校。但后来一个兰溪的女同学唱了一首《北京的金山上》盖过了我，晕死，半路杀出的一匹黑马击败了我，我佩服得五体投地。但我还是固执地认为她只不过会“使用”嗓子，因为她根本不懂乐理。
我们班可谓是人才济济，音乐方面当然是我带的头；还有全国书法获奖者，绰号牛；市围棋高手，记得后来已有业余段数，而且段数不低，也是我一二年级的同桌，叫朱意（化名，此公无绰号）；音乐（限歌唱）与文学的顶极高手，叫鸟（音diǎo，注：也是位爱情高手，折花无数，攻无不克）；灌篮高手数位：大款，长脚，老王，毛驴，泄得快等等曾数次被市队邀请去当主力；当然在我们这种充满雄性特征的专业学校里，还得有一个镇得住各种局面和各路热衷于干架的货色的头儿，叫强哥，依靠他的背景，只消有他一人便足以应付每天数起一拨人追杀另一拨人的恐慌场面，也是我们各种才艺在这个充满暴力的学校得以施展的强大后盾。
那时的背景是不能不说的。九十年代初，我们称之为“纨绔子弟”的人开始浮出水面，市区的大街小巷里都有他们的身影，受当时诸多港片的影响，义气成为那个年代的为人中心原则，因此常有的一些小矛盾往往会升级为群殴。小马哥有多潇洒，子弟们便有多潇洒。而我们的学校则是整个市的重点不稳定因素的发源地，因为学建筑的都是男孩居多，还有许多自费生纯粹为了混个文凭。基本上他们都是那些“子弟”，他们的父母亲或其他亲属必有搞建筑的老板，囊中颇有几个子儿，着个皮衣骑着摩托鸟得很。情窦是早已开了的，为数不多的女孩子便时常成为他们猎取的对象，也常常为了这样的事大拨大拨的人互打。这是出了名的混蛋学校，连拉黄包车的车夫拉到校门口之后，也会看你脸色收费，你给不给钱无所谓，只要能全身而退就不错了。而整个城市的风气更加恶劣，若是有小两口亲亲热热堂而皇之地在大街上走的话，不定就有人会来找碴儿，那么，他俩就死定了。
这样的世界绝非杜撰，我就为了鸟的事挨了几下，大约是为了争抢某个女人的事引起的。晚上，一大批不知哪里来的家伙在我们就寝后一脚踹开了寝室的门，嚷嚷着叫“***是哪个？”我的床位正在门旁的一个下铺，于是首当其冲的便是我。我当然不会指给他们，这也是港片里的“义气”教会我的。于是重重地挨了几下。还好值班的老师来了，大约还有保卫科的人，这些流氓大摇大摆地在那些老师前面走了过去。人走了之后，鸟立即从窗户上顺着雨水管爬到楼下，逃了出去，免得那些人回来再找他。按惯例，这些人不找到目标是绝不罢休的。至于晚自习后满学校追啊撵啊的，我们司空见惯，就连我们的女生遇到这种情况时都不用多少慌张躲避。而且女生们往往也很乐意做港片里的那些花瓶的角色，对港片里清一色的“爱情——打斗”很是受用，总以为那才是真爱。
在这样的背景下，对人的思维是有着相当大的启发的。我知道我说了这句话后，又有许多人将唾骂我。骂就骂吧，只要不骂到我爹娘和祖宗。这是我的亲身经历，虽然在这样的学校里没有什么专业知识学会，只学会一些“野名堂”，但对我们步入社会，却是从此开始作原始积累。后来我们在学校里抽烟喝酒自不必说，还与几个相对合得来的老师一起抽烟喝酒，我们的强哥在一次偶然事件（班里的一名同学被其他班的混混欺负）之后，叫来黑压压的一片清一色骑摩托车的社会上的少爷堵在校门口，找到对方狠狠算了一次帐。自那以后，我们班里的女生随便到学校里面的哪个角落都不会受到欺负。我对此种做法并不反对，我们不强，人家便会欺上门。
在这样近乎疯狂的时候，我听到了一张专辑。这是对我的一生都产生巨大影响的、将整个人生的观念颠覆的一张专辑，其实它本身并没有如此强大的作用，而是因为我们从它身上读到了什么叫“热血沸腾”，这就是《黑豹一》。
那时，学生会主席是我们的班长，他也就有幸能住进学校的广播室，里面有卡座，可以听歌。那天我们正在听一些某歌星的新专辑，高我们一届的方子江（化名）兴冲冲地拿来一盘磁带，硬要换掉我们听得入神的歌。我一看，封面是四个披着长发的黑乎乎的身影，摆出一副鸟鸟的样子，但并不知道他们叫黑豹乐队。
一听，噪杂的声音彻头彻尾征服了我，这是一种怎样的震撼啊！只记得是一口气听下来，眼睛从未离开过歌词，傻了半天；后来发现是内地的乐队，又傻了半天。跟方兄弟借了磁带，回到教室向同学借了随身听，翻来覆去地听，白天黑夜不卸耳塞。上课也听，边听边记谱，——因硬件都是借来的，要还。更要感谢随身听的好处，上课记谱的时候老师还以为我在认真哪！直到现在，我只要一听到音乐，脑子里同步反映的就是谱，以至于后来工作当中需要脑力劳动的时候，绝对不能有音乐让我的耳朵听到，否则我将无法完成工作，满脑子的谱。关于这一节，我在《随身听与散谈》一文中也有提及。
从此，我们便改唱黑豹的歌了。在另一次文艺会演中，我们叫班里嗓门最大的老王去唱《无地自容》，用的是原声带。我们在他额上绑上红带子，脚蹬一双军靴，着一身皱巴巴的皮衣，全副武装地登台献唱，结果唱到一半，唱不上了，音太高，他停住了。喇叭里尽是窦唯高亢利落的原声，我们看情形不对，便刷地一下子冲上台十来个人，让大家合唱，他们推举我拿话筒，可是这个歌我虽唱得上，但高音太多，不等歌唱完我就会哑嗓子。最后十来个大傻瓜齐齐地晾在台上听窦唯唱，真正做了回“无地自容”！还清楚地记得那天我穿着件马海毛线衣，刺猬似的，JIONG啊！
但是，自从听了摇滚乐之后，便狂热得一发不可收拾。这一年，几乎找遍了北京摇滚乐队的所有歌。像《留下油灯光》《让我站立起》《说说》《将将将》《BPMF》等一大批歌，有些甚至现在网上都极少见，对红透当时的郑智化、小虎队、四大天王等一类报以极度的不屑。不过以今天的眼光来看，这些人比现在的一些所谓歌手要真诚得多，这是后话。
当时有一本杂志叫做《音像世界》，早期的杂志做得很粗糙，但内容精致。无一例外是介绍国内外的顶级乐队与乐手，记忆犹为深刻的是《对话摇滚乐》，几乎对产生摇滚以来的各个著名乐队和时代背景作了详尽的介绍。让我首次对全世界摇滚形势有了初步了解，知道了许多里程碑式的人物，并渐渐沉醉其中，但并没有实质性的研究，因为我的英文水平用我自己的话说，“仅相当于南约克郡五岁半的孩童”，歌词光依靠词典翻译根本没用。这是一本国内最早的摇滚杂志，对我们这代人的影响很大，只是后来不知怎么的，竟庸俗了起来，版面的越来越精致也弥补不了内容的空洞，买了若干年后便不再买。
后来转向了喜欢《音乐天堂》、《我爱摇滚乐》这些有声杂志，还是因为不懂英文，只能聆听其中的音乐。有些音乐做得真是绝了，我就曾经被TINA TUNA的歌感动得差点儿落泪。也知道了许多音乐风格，不过说实话，我不怎么在意音乐风格，也不会将哪支乐队纳入某种风格里面，那太费力，也没有什么意义。
记得后来还是方兄弟拿给我两盘由蔚华解说的合辑，里面有THE CARS、R.E.M、BON JOVI、PRINCE、LENNY KRAVITS、THE DOORS、BOB MARLEY、TINA TUNA等人的歌，喜欢得不得了，大家传来传去地听，到后来竟消失了，至毕业之后也没再找到过这张碟。方子江是我的挚友，对音乐的追求也是执着得很。他的家境比较殷实，我们会常得到他的一些“恩惠”，例如我们听有磁带基本上由他提供，邀我们去参加一些歌唱比赛，而且时不时地提供些必须的烟酒等等。此公声音宏亮，五官清秀，唯个子矮些，喜欢笑，嗜书，外向活泼，因为我们相同爱好，便常来我们班里玩。在九三年初的一个春天，方兄弟又热情地来邀我和鸟出去喝酒，我们找到一个废弃的建筑工地，买了几瓶黄酒，找了个路边小吃摊子热成蛋花酒，带了几包雪菜什么的，坐在一堆废砖上喝。天南地北地聊，按那时王朔的话，就是“侃”，对各自的家庭身世、未来的展望以及对摇滚乐的看法等等。“理想一捅就破，无聊所向披靡”之类的话就是出自那会儿。最后三个人模仿桃园三杰，结义成盟，这也是那个时代的时髦产品。那一晚，我们仨共喝了十二斤酒，一路唱着歌跌跌撞撞地回学校，次日，我们都吃惊于昨晚居然还能翻过两米多高的大门。
自此，我们便开始了摇滚乐之旅。方兄弟总能找来一些磁带给我们听，我们吸食着无尽的精神食粮，开始隔三差五地小聚，高谈阔论，在列侬深邃的眼光下，在当时一些著名的评论带动下，真正开始了思索与进步。这个过程对我来说具有革命性的意义。感谢我的命运给我带来这些真正的朋友，我的人生从此摆脱了往日的空洞与阴霾，我们生活得很充实。
我的“建筑施工”老师是个有洁癖的瘦瘦的有娘娘腔的男人，我很不喜欢他。一天上课的时候，我写了个纸条“***是YANGWEI”的字样，我当这是在练字，写得非常工整。传到大款的手中时，他一眼认出是我所写，对象正是在站讲台上的这个男人。他向我示意要扔向讲台，我不理，他便真的往讲台上扔了过去！恰好可怜的老师转过身来，看到了这张纸条，打开一瞧，气得他差点儿吐血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我的字比牛略逊一筹，也属于佼佼者，学校各栏目内也常会出现我的字，因此他毫不费力地便知道这张纸条的原作者是谁了。眼镜后面的两道光射向了我，然后全班同学N条光也齐刷刷地射向了我，可恶的大款在偷偷地笑。我是真的忘不了老师的娘娘腔姿势，两只带着兰花指的手当然是顶在腰上，用对他来说相对严厉的口气指示我：“出——来！”我出到教室门外。我知道他想揍我，可他一定揍不过我，他怒目对了我几秒钟后后，他一定是意识到了这点，于是便把我拉到校长室。谁知道他偏偏拉到一个我比较熟悉的副校长室里面，而他在那位副校长前面支支唔唔说了半天说不清楚，好不容易等副校长弄明白后，明显看强忍住笑的意思，指责我几句，以“严重警告”了结此事。然后我想象他假如是个泰森式的人物的话，我的下场就……我“找”了个愤怒的想象事件，并且想象成他是个恶魔式的人，写了一首《致萎哥》，这是我写的第一首歌，带有浓郁的厕所文化色彩。天知道，我的第一首原创歌曲竟是这样出来的。同志们并非能想像这首歌的旋律到底是怎样的，但显然多数人对歌词很感兴趣，只是最终也没有唱出口过，扫了同志们的兴。
我和我的同志们当然没有什么愤怒可言，如果一定要说有的话，也是“没有愤怒制造愤怒也要上”得来的。陆续又写了几首歌，向同志们展示我们是“愤怒”的。所以按时间来划分，称我们是属于中早期的愤青并不为过。
这天，方兄弟又带来一盘磁带，说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音乐杀进中国的这个教室里来了。是GUNS N ROSES，那首叫《DON‘T CRY》的史上最杰出的情歌甚至有两三年一直浮现在我的脑子里，挥之不去。这是合盗版带，其实大多是《USE YOUR ILLUSION 》 双专辑里的第二辑里的歌，这支乐队对我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，他们的音乐和AX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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